以敵為師:清末翻譯日本教科書熱潮

欢乐球吃球合球技巧 www.fbivv.icu 日期 2018-12-14

戊戌維新之前中國人的翻譯教科書多是譯自歐美的學校用書。以戊戌維新和清政府的新政作為一個標界,中國人翻譯教科書到19、20世紀之交顯示了另一種熱潮:翻譯日本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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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國與日本的政治文化糾葛與甲午一戰所關甚切。恰如時人所述:“若日本文譯本,則以光緒甲午我國與日本搆釁,明年和議成,留學者咸趨其國,且其國文字迻譯較他國為便,于是日本文之譯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學校,幾使一時之學術,寖成風尚,而我國文體,亦遂因之稍稍變矣?!?情況正是如此。戰爭使晚清國人認識到兵力強盛和教育的關聯。就像孫詒讓,雖然他立足于這樣的認識:“以學校治軍本于周禮,乃中國二千年前之古法也”,但是他已經認識到“百年以來,西國驟強,日本亦奮于東,其學堂之盛與兵力之強適相應”;故而他批評“中外學堂林立,而論者不察,尤或斥為西法、新法”的淺見,認同“自甲午款議成后深識之士始知興學為自強之基”。 可見認識到變革時機已到、從已有思想中尋找資源,已是當時為數不少人的共識。而且,教育的普及不僅有助于增強國家御侮能力,也關系著國內局面的安定,就像羅振玉說的,“教育不及齊民,則義和拳匪及鬧教之案仍必不免。若從事于普及教育,則功效必溥矣?!?所以,日本的崛起推動翻譯日本教科書成為浪潮。

由關注歐美轉向關注日本,幾成必然的趨勢。甲午戰爭后的第二年,翰林學士龔心銘在讀過日本人森有禮寫的《文學興國策》之后,禁不住嘆息泰西教育體制“規制嚴備,井然有條,取適用不取虛文”,慨嘆日本“得其成法,以行于數島之中,不過二十余年,各國遞相引重?!?戊戌維新時期,梁啟超奏辦譯書局,建議“初級算學、格致學、政治學、地學四門,悉譯泰西日本各學校所譯之書”; 對于中國近代學術體系影響甚大的西方分科體系,也是中國人經由日本學到的,章太炎就說他“到了日本,曉得分科”。

以敵為師:清末翻譯日本教科書熱潮

20世紀初,赴日游學、考察文化教育的中國人數量劇增。據學界基本一致的見解,清光緒22年(1896年)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帶學生唐寶鍔等13人赴日肄業,為中國學生留學日本之始。此后留學日本發展迅速,各省紛紛派出官員考察或自費赴日,就連時人認為“南限嶺表、北阻彭蠡,風氣所扇,后于它省”的江西,庚子辛丑年間“東渡求學者才數人耳,閱二年,朝廷銳意興學,罷黜科舉,江西留東學生乃得六、七十人?!?開風氣較早的省份如直隸,1893至1919年間官民東游者就達600余人次??疾煊窩聳齔と绱搜桿?,使得學部難以管理,不得不于1906年2月電致各省限制選送留日游學生:“凡入專門以上學校,必有中學畢業之程度,習速成法政與師范者,必中學與中文俱優”;更以至于在該年6月,“學部以留日學生達萬二三千人,通電各省停派赴日速成學生”。 可見其勢之迅猛??疾斕慕峁彩鞘棧衿姆?。據有學者統計,清末民初僅直隸一省撰寫“東游日記”的就有30部。 這充分說明中國官員學者對于考察日本、改良中國教育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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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社會對于日本文化教育的熱情,與清政府的官方倡導分不開。甲午后清政府對于學習日本教育認識更加自覺,開始派官員赴日考察。他們發現,“日本學校,雖皆習西文,而實以其本國文及漢文為重。故所授功課,皆譯成本國文字……故能化裁西學而不為西學所化?!?西學與本國文化的糾葛始終是面臨西方“沖擊”的中國人思考不盡的課題,日本與中國相近的文化特性及其近代以來的不同國勢,使中國人從日本近鄰那里看到了學習西方、改變國運的現實例證。

官員受派考察日本教育,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心態,即抱何種態度學習日本教育。很多官員認識到,一方面要廣開學堂方能圖存,同時又要警惕教育不能速成。教育對于國家強盛的重要性自不待言,那么,考察日本要學習什么,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1902年繆荃孫東游時,曾得張之洞的囑咐:“考學校者,固當考其規制之所存,尤當觀其精神之所寄?!?甚至張謇在1904年赴日考察的日記中寫道,要君臣上下抱有“勾踐種蠡堅忍自奮之圖”,“彼驕則我益下,彼肆則我益恭,以求進于學問?!?這種“知恥而近乎勇”的心態充分表現了清政府學習日本的急迫感。

赴日考察教育的官員都有不小收獲。他們遇到許多日本教育專家和官方人士對清政府教育改革表示支持,愿意幫助清政府籌劃教育,編譯出版教科書。

1902年,受派考察日本學校的李宗棠,拜會日本教育家和文部大臣??疾炱詡?,日本教育家與李宗棠詳細討論譯書之事,表示愿與中國合力譯印教科書、制定版權法,并贈送了十余種教科書。 還有日本教育家積極表達對中國教科書的意見,例如辻武雄對中國教科書的內容、文體、語言等方面提出過建議,對于譯書,他說“學堂功課書,則于圖書局盡購東西各國之盡善盡美者,參酌折衷,適宜編纂,版藏局中,書頒境外,以便教育子弟,并宜借助外人;而參考書則應時時譯著有用之書?!?日本著名教育家服部宇之吉受聘任京師大學堂速成師范科教授,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等人也對中國教育多有幫助,對清政府的教育政策提出很多建議。吳汝綸在拜會菊池文相時,對方就提出了重視國民教育、實學教育,首先辦理大學和小學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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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部宇之吉

中方官員從日本學校學到很多可操作的方法,在教科書編輯出版等具體問題上得到不少經驗。很多官員細致入微地記錄了考察的細節行程,記錄日本學校教育的規章制度和實施情況,包括法令條例、學校等級類別、課程設置、教課環境、校園建設等各個方面。

對教科書的考察收獲尤多。赴日官員都對日本學校教學抱有濃厚興趣,有的專門以圖表記載日本學校教學科目和用書情況,詳細收錄教科用書目,以備參考。例如關庚麟的《日本學校圖論》記錄了每一門課程的教科用書及其作者。從以后中國新式學制興起、學科建立,壬寅--癸卯學制有關制度系統的設置情況來看,清政府對于日本學校教育制度和教科書的引進,很多細節都是挪用了日本經驗。不僅如此,諸如長澤龜之助、樺正董、菊池大麓、藤井健次郎、坪井次郎、大瀨甚太郎、箕作元八等日本學者編著的教科書,包括代數、幾何、動物學、植物學、生理、教育學等科目,幾乎所有的近代教育分科門類,幾年以后都在中國學校翻譯使用。

中國官員學習日本教育非常注意對教科書的選擇,尤其重視是否適合本國情況。張謇曾對接待他的嘉納治五郎說:“學校形式不請觀大者,請觀小者;教科書不請觀新者,請觀舊者;學風不請詢都城者,請詢市町村者;經驗不請詢已完全時者,請詢未完全時者;經濟不請詢政府及地方官優給補助者,請詢地方人民拮據自立者?!閉驢淙銜?,這正說明了張謇講究實效,不好高鶩遠追求新奇的優良作風,能夠從國內實際情況出發,注意考慮自身的財力、物力和接受、消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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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清政府官員,還有很多關心教育改良的學者赴日考察教育并收獲甚多。

羅振玉重視介紹日本教育大旨,說明普通教育的切要之處,指出教育制度是第一要務,“日本全國一切學校悉本之學校令,即法規大全所載小學校令、中學校令、高等學校令、師范學校令、大學校令等是也。凡設備教科管理教員等事悉括其中,以便全國遵守。此中國極當法效者?!?他還購買日本中小學用教科書回國,以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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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振玉

羅振玉在和日本教育家、文部省編譯官伊澤修二的接觸中,對方多次表示對于兩國合作、幫助清政府進行教育改革的意向。伊澤多次與羅振玉“詳論譯書事,意欲合中日之力,譯印教科書,而定版權之法制”。羅振玉對于日本教育的重大方面都進行了分析,包括制度、方針、系統、職員、教員、教科書等方面,并初步規劃了一套詳盡的新學制。對于中國教科書的規劃,當然與他對日本教科書的體會深刻相關,他設想,“今中國編定教科書,宜先譯日本書為藍本,而后改修之。如算學、理化、體操、圖畫等,可直用東書;若本國之歷史、地理,亦必先譯東書,師其體例,而后自編輯之。至博物等科,亦必修改。譬如動植礦三者,必就本國所產及兒童所習見者教授之故,不能全用他國成書也?!?所以他在《學制私議》中專列教科書之條,規定如下:奉圣諭廣訓為修身道德之綱領;將五經四子書分配大中小各學校;編譯各教科書悉以日本教科書為藍本,或譯用全書,或譯而修改之等等。

梁啟超在1899年所寫的《東籍月旦》中,詳細介紹了日本教科書的科目、沿革、內容、編寫諸事。對倫理和歷史兩科應用的教科書一一羅列開來,詳細介紹重要書目的作者、冊數、價格和基本內容,如歷史一科包括世界史、西洋史、東洋史、中國史和日本史等門類,皆概要說明幾種重要的教科書。他在《新民叢報》上介紹日本學術書籍和教科書,從文明史角度評價一些倫理教科書和西洋史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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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所見材料,最早被采用的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是1889年江南制造局印行的日人飯盛編、藤田譯《物理學》。 戊戌維新時期,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國人因知識之饑荒,多喜購閱,故極暢銷”, 當時許多較大的出版機構都盛行翻譯日本教科書。如廣智書局,1898年“發行日文翻譯教科書多種,銷路甚佳” 。1900年杜亞泉創辦的《亞泉雜志》,刊載內容包括論述、問答、科學消息和理科新書目等幾項。其中,“理科新書目”主要介紹日本新出版的理科教科書。 新政以后,翻譯日本教科書更為風行,許多地方編譯機構如江楚編譯局等,出版書籍中相當一部分都是翻譯的日本教科書。如據《晚清營業書目》,浙江圖書館附設印行所的書目和附售書目中,關于教育的都是翻譯日本的教科書,例如《日本學校章程》、《簡便國民教育法》等,譯自日本的教科書占據了當時銷售量的不小比例。 民間各種編譯出版機構,如1901年以后,留日學生陸世芬等組織教科書譯輯社,專譯中等學校教科書。據其廣告,共翻譯教科書23種,包括長澤龜之助、菊池大麓、矢津永昌、水島久太郎、本多光太郎和吉田彥六郎等著名教育家的教科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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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盛編、藤田譯《物理學》

1901年以后翻譯的日本教科書相對于此前翻譯的歐美教科書,就學科而言更為廣泛、科目更為豐富細致,更加符合近代教育的知識體系。除國文等少數科目外,其余科目均采用了很多翻譯的日本教科書。現將主要學科及晚清流行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的作者列表如下:

學科和主要日文教科書的作者

英文:齋滕秀三郎等

歷史:小川銀次郎、元良勇次郎、家永豐吉、坪井九馬三、桑原騭藏等

地理、地文學:小川銀次郎、橫山又次郎、佐藤傳藏、神谷市郎、山上萬次郎、矢津永昌等

數學(算術、代數、幾何、三角、用器畫、理科等):東野十治郎、樺正董、田中矢德、長澤龜之助、澤田吾一、立花賴重、林鶴一、生駒萬治、白濱徵原、竹下富次郎、阪井英一、菊池大麓、三輪桓一郎、奧平浪太郎、上野清、遠藤又臧、和田豬三郎等

格致(物理):中村清二、田丸作郎、后藤牧太、濱幸次郎、河野齡藏、本多光太郎、田中三四郎、水島久太郎等

化學:大幸勇吉、吉水曾貞、濱幸次郎、河野齡藏、龜高德平、吉田彥六郎、和田豬三郎、高松豐吉、飯冢啟等

礦物學:脅水鐵五郎、石川成章、松村任三、齊田功太郎、大久保三郎、藤井健次郎、失島喜源次等

動物學:大森千藏、巖川友太郎、安東伊三次郎、五島清太郎、箕作佳吉等

生理學、衛生學:坪井次郎、三宅秀、吳秀三、三島漁良等

手工:原六四郎等

體操:川賴元九郎、手島儀太郎等

師范類(論理學、倫理學、法制、歷史、地理、算術、物理、化學、礦物學、植物學、動物學、生理學、音樂、家事、教育學等):服部宇之吉、高島平三郎、法貴慶次郎、元良勇次郎、下岡忠治、川上喜一、小林盈、稻垣作太郎、櫻井寅之助、嚴田敏雄、濱幸次郎、河野齡藏、高橋章臣、瀨川昌耆、鈴木米次郎、田村虎藏、后閑菊野、佐方鎮子、小泉又一、大瀨甚太郎、長谷川乙彥、波多野貞之助、吉田熊次、大久保介壽、小山左文二、河野仙吉、木村忠治郎、增戶鶴吉等

對于自己之倫理:健康、生命、知情意、職業、財產日本教科書對于中國新式教科書在內容上的影響更大。1899年梁啟超寫成《東籍月旦》,其中倫理學部分他介紹說,“就日本文部省最近所發之訓令,關于中學所教倫理道德之要領,列其目如下”:

對于家族之倫理:父母、兄弟、姊妹、子女、夫婦、親族、祖先、婢仆

對于社會之倫理:他人、財產、名譽、秘密、約束、社會之秩序等

對于國家之倫理

對于人類之倫理:國憲、國法、愛國、兵役、租稅、教育、公權等等

對于萬有之倫理:動物、天然物、真、善、美

這種從個人遞進到家族、社會、國家、以及人類的內容分類和編寫模式,深刻影響了晚清時期的修身、倫理教科書,20世紀初在教科書發展史上影響重大的文明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學者編寫的此類教科書,大致都沿用了這個思路。舉例來說,文明書局1906年初版的《中等修身教科書》包括對國、對家、對人、對社會和對庶物及部分;商務印書館1908年初版的《中學修身教科書》也是分為修己、家族到國家、國際、人類等幾冊。191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陸費逵編寫的修身講義,五章內容就是對己、對家、對社會、對國家,以及教育家的天職。這是非常普遍的通行的修身、倫理教科書模式。這種邏輯一方面符合傳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路徑,為中國民眾所接受;另一方面,加入了“社會”這個層面的知識,這是中華傳統道德和倫理教育中所缺乏的,是含有近代意義的認識。稍后1912年,蔡元培在德國留學期間編著《中學修身教科書》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也是分為修己、家族、社會、國家和職業等幾個部分論述。已成定式的內容和論述邏輯,正可說明日本對中國教科書編纂的影響。

不僅在規章、形式等方面中國人接受日本教育,在非常具體的新名詞使用等問題上,中國人也從日本間接傳入大量新詞,并打敗已有的漢譯歐美新詞,這方面已經有較深入的研究成果。 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錢玄同在1917年這樣評價:“我覺得日本人造的新名詞,比嚴復高明得多?!?這代表了中國學者對日本文化的認可。

以上種種說明甲午以后,中日兩國教育領域的交流更趨深入,由此對于中國教科書制度化所產生的實踐影響,越來越明顯。

新政之初任清政府出洋學生總監督的夏諧復建議,中國教科書的編纂干脆就以日本教科書為藍本:“慮始之際,似可取日本現行之教科,師其用意,略為變通,頒而行之,作為底稿,然后視所當增減,隨時修改,以至于宜”。 1902年,張之洞在致張百熙的信中多處表示,他與劉坤一共同設立的江楚編譯局要“訪求日本教科書,擬酌采其意編纂之”。 袁世凱擬定的《直隸小學堂暫行章程》規定:“先取日本譯成西學普通各書,轉譯中文,頒發肄習,俾其易于通曉,易于成效?!?1902年,京師大學堂發表編書處章程,擬按中小學堂課程編纂教科書,“其各門用最簡單之本,為蒙學及尋常小學之用;較詳之本,為高等小學及中學之用,其自高等及專門者,由教習口授無課本,蓋其編纂目的,一仿日本教科書方法?!?1903年,京師大學堂刊發暫定各學堂應用書目,16個門目中,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為數不少,并涉及教育學、倫理學、中國史、世界史、地理學、理財學、植物學、動物學等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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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專家學者在中國教育機構中擔任職務,地位也越來越重要。1904年陳黼宸就任京師大學堂講習、教授史學之時,當時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是張百熙,新上任的京師大學堂監督是張亨嘉,陳黼宸對大學堂的教學評價是:張百熙人很好,但是“大權盡歸監督,而監督又全無主張,教科大可整頓,所用惟一二日本人而已”。 面對中國對日本戰爭的失利,陳黼宸在家信中寫道:“氣總不平,昨與日本教習大爭,而中國官場人均袒日人,我大怒,厲色爭辯,幾致鬧到公使館?!杖嗣坑鈧?,權力甚大,全學堂事物均在他掌握,監督、提調但畫諾耳!” 雖是發牢騷,但可見日人在大學堂是頗有地位的。

民間文教機構在辦理新式教育時,也多方學習日本專家的經驗。例如商務印書館編輯小學教科書這樣的創舉,就邀請日方資金和人事參與其中。

1903年尾,“商務與日本金港堂合資,各出資十萬元成立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長尾楨太郎、小谷重等加入編譯所?!薄敖鷥厶靡猿靄娼炭剖槎琶氈?,……與金港堂合股后,商務聘用日本技師,改良印刷技術,從照相落石、銅版雕刻、黃楊木雕刻到五色彩印,均處國內領先地位?!?商務還聘請留學早稻田大學的劉崇杰任翻譯,張元濟、高夢旦、蔣維喬、莊俞等共同編輯,“采取日本維新時期教科書的編制經驗,每編一課必經四人協議一致,而后定稿”, 這說明“最新教科書”中有不少日本資金技術和專家學者的支持,中國近代教科書的誕生有日本專家的很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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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本文化教育的強烈向往,使得晚清教育界幾乎出現了“全盤日化”的局面。梁啟超描述當時的現象:“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志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對于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的熱情,造成許多質量低劣的漢譯日文書籍充斥市場,流弊非小。不加篩選的教科書中難免會有生硬、不合中國文化常識的語句?!吧蝦P∈榧炙攵母魘?,并不注明著者、譯者姓名,多有摘取原書一段與一己私意相合者譯出流布,并不顧本書宗旨” 。這種情況難免讓時人憂慮。

日本教育在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的取舍改造,日本方面也注意到并提出了看法。日本文部省編譯官伊澤修二曾告誡來訪的羅振玉,中國要編教科書“不可遽忘乎道德教育,將來中學以上,必講孝經論語孟子,然后及群經?!?日本教育界人士對于清政府教育宗旨的建議,多是要推崇儒家教育。勝浦鞆雄給吳汝綸的函札說:“貴邦則比弊邦事端稍多,本孔孟遺經,以教應用諸事?!?在晚清教育改革和引進教科書的過程中,儒家傳統教育被認為是不可丟棄的核心內容。

對于使用翻譯的日本教科書和中國傳統教化產生的矛盾,晚清學者們也看得十分明顯。

張謇在日本的觀察令他驚奇。他在《癸卯東游日記》中記述,看了日本“明治五年至十二年文部省審定之教科書五六種,理化學用歐書,修身雜引我六經諸子語,歷史亦用明人所編之《十七史略》,地理聞有借用《瀛寰志略》者?!?這不禁讓人啞然失笑。在日本看到的情況使得晚清教育家和學者們進一步思考日本新教育的來源。

吳汝綸就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之前赴日考察,也說日本“先是翻譯西人教科書,以授小學生徒。究竟西書與日本國俗不合,明治十四五年,文部大臣以儒教為重,改定修身教科書,全與西法相反,其事亦未能久行?!氈救聳劑⑿⊙?,自知根柢不及西人,所以崇拜西人之心最甚。小學??文?,盡取之西國。因歐化過甚,十三四年間,漸起保守儒教之論。是后新舊反復,屢有變更,近則不但學術日進,身體亦日就強健?!?/span>

關庚麟考察日本教科書的編纂歷程,認為“日本維新以前,盛行漢學。其時學??偽靖龐彌泄淖游寰?,無所謂教科書也。迨西洋文物輸入之頃,稍知漢學之無用,乃一變其制度,始聘美國人編訂教科書。嗣以程度不適于國民,廢而不用,于是有文部省編輯局之設。十余年間,文明思想播于全國。爰于明治十九年停止編輯局,與民間以出版之權。凡有著述,呈文部省。察其與地方之情況、生徒之訓育一一相合,而后發刊,謂之文部省檢定。既經檢定,學校一律尊用,而編訂之本書則因乎學年之長短以為準。故國有統一之教而民無岐入之途,皆此制之力也?!?顯然他認為日本不盲目追隨西洋、制定符合本國情況的教科編審制度更值得中國學習。

日本近代中國研究的開拓者桑原騭藏得出這樣一個邏輯,他認為20世紀初,中國文教政治的一切方面都模仿日本,“這種風氣在中國上下流行開來,而日本的教育是以孔教為基礎的,所以,出現了中國自身更應維持孔教的主張?!?這個結論很有道理,因為雖然最終原因還是應該從中國文化方面尋找,但它說明維持傳統教化者大可以從日本找到支持。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沈翊清在《東游日記》中記錄,他看過日本各校,規則、課程諸多方面都盡善盡美,“尤要者,凡修身一科,皆以忠愛為主,以明恥教戰為用?;蛐菟?,或登之畫圖,使兒童幼年即富有尊軍服、愛國家之思想。一旦成人,皆無能易此目的。我國學堂亦以忠愛為宗旨?!?/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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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參觀還有一點給中國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們看到在日本的華商子弟,所學并非日本教科書。日本華商設立同文學校,校長帶領來訪的中方人員參觀各教室,中方人士仔細了解尋常小學教科和高等小學科的各門科目,看到學生“所用書目購自上海,皆中國新編通用之本?!?這一方面表明中國學者已有編寫教科書的能力,同時也說明中方對于教育本土化的自覺性和對傳統文化的堅持。正如還有學者從教科書的教化作用考慮,告誡從事學堂教育者“勿沿用洋人課本”,認為它們“大都以闡揚彼教為宗旨,亦取徑迥別,與中學絕無關合”, 指出:“書籍誠最善之無形感化物,最精之滅國無煙炮……吾惟愿讀者讀英人之印度讀本,日人之臺灣讀本,吾更愿讀者參英美之國民讀本,日本之小學讀本,及吾國外人所編各教科書而讀之”。 論者清楚看到了教科書對于喚起民族熱情、塑造近代國民的重要性。

不論被動主動,清政府還是沿著教育改革的趨勢一路走去了。所以,盡管對于傳統學術的存續也存在憂慮,吳汝綸還是不同意伊藤博文對中國興辦新教育志在智育、忽視德育的批評,堅持認為,“智開然后知德教”。這種開明、切實的態度來自于他對時事潮流的深刻判斷:“誠見西力東漸,不改用西人公學而死守吾窳敗舊法,則國必亡?!?所以,只有建構出新制度,才能將舊文化重新塑型,文化和國家才能從衰敗中涅槃重生。